漆器在战国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。此时，漆器以其轻便实用、外观绚丽华美的优势，逐渐取代了青铜器，进而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日用品，漆器制造业也成为日用手工业的支柱产业。从考古发掘的战国时期的漆器来看，此时的漆器髹饰技法已相当成熟，就髹饰技法语言来说，基本形成了描绘法、针刻法、镶嵌法等三大主流技法。本文将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切入点，重点分析此三种技法的发展和演变，探讨其对后世漆艺髹饰的影响。
一、描绘法
战国时期的漆器纹饰华丽、色彩斑斓，特别是楚地出土的漆器，相比其他地区则更胜一筹。楚地漆器图案之精美、描绘手法之高超，非后人所能及。这一时期的描绘技法尤以线描最为精彩，那些极富弹性和韵律的纷繁复杂、变化多端的细线，左右盘旋、上下翻飞，描绘者竟能一挥而就，且毫厘不差，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。究其原因，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：
其一，漆工的技艺普遍高超。唐宋以前，绘画之艺术技能通常只能经过某种产业作为媒介来得以保存和流传。战国时期，漆器已经取代了青铜器和陶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，绝大多数的日常用具都是用漆来制造的。此时，大批才华横溢的画家投身到漆器制造这一“第一艺术”中来，漆艺技法普遍提高，就不足为奇了。
其二，漆器制造工序分工明确。战国时期的漆器产业已有初步的、较为明确的分工，描绘工艺已从制造程序中分离出来，专事描绘的工匠们只管日夜劳作，操练技艺，其他的技艺则另有旁人负责。
其三，用于绘事的漆料有所改进。战国时期漆器髹饰的描绘技法有如此的发展，除了制造程序的分工明确和从事描绘的工匠们普遍素质较高之外，漆器材料的改进也是其成因的一个方面。稍有实践经验者都知道，用漆液描绘图案，由于漆液粘稠，运笔速度很难把握，快则漆液难以继上，慢则很难做到自然流畅，并且会有接头，用渗入粉料的色漆描绘则更是如此。而油料的运用使线条的流畅成为可能，在漆液中兑入植物油（此时可能为桐油）而使漆液稀漂，如同墨汁，以毛笔蘸取描绘，运笔自如，线条流畅。此技法后经发展，日趋成熟，至明代以及同时期日本的幕府时代，发展成为漆艺髹饰技法中的油料描绘以及密陀僧技法。
除纹样中的线条之外，此时期出土的漆器的沿口及底部也有边线，据推测是借助转轮之类的工具辅助绘制的，其油料与漆料配比应和描绘纹样线条一样。描绘技法除了描线以外，还有点、线、面混合而成的彩绘，用矿物颜料兑入漆料，常见的色彩有红、黑、黄、绿、白、褐等色，鲜亮的颜色则直接用油料调和绘制，先勾线再填色或先填色再勾线，色彩绚烂，构图完整，线条飘逸，共同构成战国漆器髹饰技法的独特风貌。战国时期还出现了描金技法，描金的方法有两种：一种是将金粉渗入油料漆液中直接用笔蘸取描绘；另一种是先用胶或漆描绘纹样，待其将干未干之时，再将金粉撒上或扫上，也可用金箔贴上（湖北襄阳山湾东周墓第27号楚墓，在棺木痕迹中夹有绿色的漆皮和不少金箔，并有贴金的花纹。可见，贴金箔的技法至少在东周时期就有了），待干透以后，清除残余粉屑即可。此两种描金技法一直沿用至今，各有千秋。
漆艺髹饰的描绘技法，后来都统称为“漆画”，意即“以漆绘画”。明代漆工黄成所著之《髹饰录》便载：“漆画，即古昔之文饰，而多纯色画也。又有施丹青而如画家所谓没骨者，古饰所一变也”。[1]可见，“漆画”原先只是漆艺髹饰的纹饰技法之一，只是在后世的发展与演变中，逐渐被抽取出来，又融合了漆艺其他的髹饰技法，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第六届全国美展时，“漆画”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了。
二、针刻法
从现存的漆器来看，战国时期的漆器已经用针刻技法来髹饰了，长沙战国墓出土的漆奁即可为证。奁盖刻一虎追逐飞凤，奁身刻云气中奔逐之野兽。此漆奁花纹刻划生动飘逸，技法纯熟。“楚漆奁二则，纳文四行……小如黍米，细若毫发，笔画草率，盖器成后，以针随意拨画。”[2]其他地区亦有此类战国时期的漆器出土。
在历史上，以锐器刺刻图纹的漆工艺称之为“锥画”，福州当地人通俗地称为“针刻”。故马王堆汉墓竹简记载为“锥画”。“针刻”使用的工具是缝衣针，由于所使用的工具不同，所刺刻的痕迹自然不同。古人针刻法所用之刀具的具体形制，因无考古证据不得祥知，但针刻技法至今仍在使用。当代福州，不少漆工便能制作针刻漆器，他们所用之针则是普通的缝衣针、纳鞋底针或缝被子的大针，插入小木棒的一端，针尖露出，然后用胶布缠绕固定即可使用。针刻法所用之漆地宜硬不宜软，漆地软则难以刻划与研磨，行刀时也会因为漆地软而使线条拉毛或破损，破坏线条的流畅质感。这就要求在刷漆地时应少用油料，以保持漆地的坚硬。刻过之后，可用清水清晰画面，除去多余漆屑，再用描笔蘸色漆细心描绘纹样，若刻划较深，则可薄髹一道色漆，干后研磨。
针刻技法历经多年，经后世漆工不断发展，至宋时已演变成为戗金技法。在南宋时代，戗金的技法已趋于成熟，宋代以后，出现了许多漆品中的戗金精品。元代、明代、清代，中国的戗金纹饰工艺一直没断根，只是各代对戗金的称呼和具体操作手法略有不同。与针刻法相比较，戗金的效果更为绚丽多彩。戗金技法的操作要求与针刻技法区别不大，只是刀具上有所区别，戗金所用之刀具各地不同，但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。扬州地区所用为回刃勾刀，戗刻时向内拉动刀柄，刻下的漆丝会从回刃处向上冒，所刻之线条流畅。由于刀具的改进，使得戗金技法所戗刻之线条，可随刀具规格之不同而显粗细变化，较针刻技法更具变化。后又有戗彩的出现，盖与戗金技法操作一致，只是在填色时用的不是金色，而是其他色彩罢了。明代漆工黄成所著《髹饰录》在说到戗金戗彩时有言：“鎗金，鎗或作戗，或作创，一名镂金、鎗银，朱地黑质共可饰。细钩纤皴，运刀要流畅儿忌结节。物象细钩之间，一一划刷丝为妙。又有用银者，谓之鎗银”。[3] “鎗彩。刻法如鎗金，不划丝；嵌色如款彩，不粉衬。” [4]区区数言，便总结了戗金戗彩的做法与禁忌，可见，至明代时戗金戗彩技法的发展已相当完备，与现代无异了。
前文所言之戗金戗彩技法，主要是以刀具刻线后填色，这种作法在当代北京统称为“小雕填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另有“大雕填”技法亦和戗金戗彩相似，只是所戗划的不止是线罢了，也可铲去漆地，填以彩漆，戗刻成面。这样，线面结合，别具一番风味。
三、镶嵌法
镶嵌技法古已有之，在现存的出土漆器中就有商周时期用绿松石镶嵌的漆器可供考证。至战国时期，漆器上出现以铜缘口，加箍的手法，后世称其为“釦器”。“釦器”的出现是与当时的胎骨制造分不开的。战国时期制作漆器所用之胎骨多为木质，亦有竹胎、皮胎、陶胎、夹纻胎等，就木胎而言，有的是经过刳削而成的刳器，也有的是用薄木板卷曲成型的卷素胎。因为刳削的和卷素的胎骨在进行修饰之前都要刮漆灰找平，且厚厚的漆灰不比胎骨和漆膜坚硬，因为日常用具在使用过程中难免有些磕磕碰碰，一旦碰坏既影响美观，又影响漆器的寿命，所以漆工们便在缘口等容易磕碰之处加铜等金属箍，来增加其牢固程度，同时又增加了整体的审美效果。
夹纻胎骨则较晚使用，在夹纻胎骨上加金属缘口和箍，其审美性应高于实用性。也正是出于审美性的需求，后来又有用金或银缘口的漆器，使其富丽堂皇。缘口加箍的“釦器”传至两汉时期便出现了金银片的镶嵌技法。金银片镶嵌就不止于缘口的镶嵌了，主要是漆器其他部分的镶嵌。两汉时期夹纻胎骨使用普遍且技艺成熟，夹纻胎骨的优势是坚牢轻巧、不变形、不开裂，金银片镶嵌则增加了它的审美性，使其更显得富丽堂皇、雅趣横生。
金银片镶嵌至唐代最为鼎盛，历史上称这一阶段的金银片镶嵌技法为“金银平脱”。在此之前的金银片镶嵌虽一直追求文质齐平，但都未能真正做到，至唐代，终于攻破此技术难关。唐代的金银平脱工艺，在制作时先将剪好的金银薄片用胶贴于髹好的底胎之上，再髹漆覆盖纹样，待漆层干后磨显纹样，使得文质齐平。金银平脱技法在唐代盛行，成为整个中国古代漆工艺最具代表性的技术结晶之一,属于漆器制造业的当家品种，每有漆器，必有平脱。至唐代中期，社会动荡，战乱频繁，因金银造价昂贵，社会不堪重负，到了中晚唐的肃宗、武宗时期，由于国势衰微，先后昭告天下，严禁民间拥有当时金银平脱漆器，称该物“靡费颇巨，败坏民风”,金银平脱的漆器遭禁。后世虽有恢复，但都难有唐代之水准。金银平脱遭禁以后，至宋代出现了“螺钿平脱”，螺钿较金银易于获得，造价相对低廉。螺钿平脱即现代所言之螺钿镶嵌，有厚螺和薄螺之分，也有说成硬螺和软螺的。厚螺或曰硬螺镶嵌，流传普遍，各地都有操作。薄螺或曰软螺镶嵌，扬州最为有名，在扬州称为点螺，点螺漆器是扬州漆器之一绝，其制作工艺密不外传，外人不得而知。金银平脱和螺钿平脱传到日本后，称为“平文”。
至明清时代，镶嵌技法又有新的发展，出现了百宝嵌工艺。百宝嵌是将各种珍稀的宝石、金属、骨骼、木材等，制作成相应的造型，镶嵌于漆器之上。到后来完全变成了珍贵材料的堆砌，而丢失了作为漆器的主题语言——漆.此时，漆在其中只是扮演了粘合剂的角色。百宝嵌工艺极具奢华，但由于它打破了镶嵌材料与漆质的平衡关系，虽兴盛一时，终究还是被淘汰了。
金银平脱技法失传一千多年以后，至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曾留学日本的福建漆艺家李芝卿，根据零星的记载不断尝试和研究，恢复了这一失传了的漆艺髹饰技法。他采用锡片作为平脱材料，做成之后的作品被称为台花漆器。镶嵌法是漆器制作的主体手法，除了上述的镶嵌技法之外，上世纪的越南磨漆画还出现了蛋壳镶嵌技法。蛋壳镶嵌经打磨以后，其肌理裂纹自然，颜色可以获得纯白，弥补了漆色没有纯白的缺憾，使得漆艺髹饰的颜色可以在黑与白两极颜色间寻求变化，使漆艺语言更加丰富。
综上所述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战国时期的髹漆技艺与现代的漆艺髹饰技法相比，虽不够完善，但对后世的漆艺髹饰技法的影响却极为深远，现代的髹饰技法，有很多都是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，并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完善。作为当代的漆艺工作者，我们应该在研究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，以融古汇今的艺术眼光，开拓创新，使中华髹漆艺术得以更好地传承光大。
注：
[1][明]黄成著 扬明注 长北校勘：《髹饰录图说·原序》，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12页。
[2]商成祚： 《长沙古物闻记》 [M] ，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.1939年//张燕：《扬州彩绘勾刀漆器》 [J]，《中国生漆》1991年，第4期。
[3][明]黄成著 扬明注 长北校勘：《髹饰录图说·原序》，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7年， 第173页。
[4] [明]黄成著 扬明注 长北校勘：《髹饰录图说·原序》，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7年， 第175页。